五个多月后，赵雨荷新买的鸡苗已经长大并开始产蛋。这些“白来航”鸡，被他们装在新买的笼子里，架在鸡舍的三角架上。
要想通过养殖，来增加家里的收入，必须得让鸡们上木架，也就是说，在地方有限的情况下，散养的数量太少，形成不了规模，除去成本，自然无多少利润。要想让养鸡成为家里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必须扩大养殖规模。没有技术和资金，也担心第一次大规模养殖风险太大，夫妻俩只喂养了二百只鸡。
赵雨荷从邻村的养鸡专业户那里免费学来的一些技术基本够用。她想，先摸索探路，等掌握了全部技术后，再扩大养殖的规模。
因此，夫妻俩用最简易的方式搭建了鸡舍。邵兴旺在后院围墙外砍伐了四棵杨树，在前院的土墙上搭了架子，用铁丝把买来的鸡笼固定到木头架子上，上面用木条搭了顶棚，铺上牛毛毡和塑料纸，周围用塑料布围起来，形成一圈挡风遮雨的“围墙”。
夫妻俩喂养的二百多只鸡，每天产蛋160—180枚，这算高产。
每天早上，丈夫邵兴旺和妻子荷花骑着三轮车，到火车站附近的集贸市场卖鸡蛋。
车厢里，放着两筐鸡蛋，两筐蔬菜。蔬菜是昨天下午从菜地里采摘的，采摘回来后，清理、捆扎、码放整齐。
赵雨荷给鸡蛋框里铺了厚厚的麦草，上面盖上白色的棉布。
政府给农民盖了一座很好的农贸市场，每当坐在租来的摊位前，邵兴旺是心怀感激的。里面不但有摆摊的水泥台，还搭建了十几米高的大棚子。虽然挡不住寒风，但至少在下雨下雪的天气里，不会淋上雨雪。
世上的事情总有两面性。车站的农贸市场要收摊位费。水涨船高，里面的瓜果蔬菜、鸡鸭禽蛋，都比外面的流动摊贩要贵不少。因此，买的人少，东西也就难卖，甚至有的摊位从早要卖到晚上，才能把摊位上的东西卖完。
禽蛋在市场的东南角设有专区，邵兴旺和其他的养殖户一样租了一个两平米的摊位，每天的税费是二十块钱。
妻子赵雨荷在他的对面，租了同样大小的摊位，每天的税费是十元钱。夫妻俩不像其他人有那么多的时间专门守候在农贸市场，他们希望早上十二点之前，把带来的两筐鸡蛋和两筐蔬菜卖完。因为下午，他们还要喂鸡，还要在菜地里忙碌。
和农贸市场的固定摊贩相比，市场外面，还有不少骑着三轮车到处转悠的流动摊贩。流动摊贩不交税费，到处乱窜，经常把街道弄得脏兮兮的，成了工商所和城管执法局的重点打击对象。但他们有他们的办法，常采取“游击战”：“敌”进他退，“敌”驻他躲，“敌”追他跑，“敌走他来。
对于像邵兴旺这样读过几年书的人而言，他当然知道偷逃税费是违法行为，即便一二十块，性质也是一样。
但经常流动的摊贩们却不这么认为，他们常和城管执法局的人玩“猫捉老鼠”的游戏。邵兴旺虽然不愿苟同，但他能够理解。他和荷花回到乡下，当了农民之后，才真正体会到了农民、菜农挣个钱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没日没夜地劳动，一天忙到晚，挣不了几个钱。
想到自己如今也是一个乡下人，一个正儿八经的菜农，邵兴旺也有了能省则省，能抠再抠，和其他农民一样省吃俭用的生存哲学。不是他铢锱必较，而是生活所逼，迫不得已。
一旦市场上有人破坏规则，其他人想要遵守就很难办到。小时候，邵兴旺跟着父亲在菜市场卖菜，有时，从早持续到晚，菜都卖不完，大部分绿叶子蔬菜已经坏掉了，只能倒掉。经济上的损失自然是小事情，可时间上的成本谁也耗不起。农贸市场外的人，早早卖完了菜，而且早早回了家，等他们到家后，别人已经把第二天要卖的蔬菜整理完毕，现在正和家人优哉游哉地吃晚饭呢。
早上11点一过，农贸市场内外就很少有顾客了。到了下午五六点钟，工人下班前后的一两个小时里，还会有一波人来。但相比早上少了很多，因为大多数人会在早晨趁蔬菜瓜果、禽蛋新鲜的时候，买够一天所需。
每天，总有两个半框鸡蛋卖不完，赵雨荷的菜筐里也会剩少量的蔬菜。没办法，夫妻俩只能偷偷地加入到“流动摊贩”大军。
邵兴旺提着两筐鸡蛋，蹲守在A工厂家属区大门的西侧，赵雨荷则把两筐菜摆放在大门东侧，相聚不过百米的距离。
他们没有把框子摆在一起，也是为了前呼后应，侦查“敌情”，至少在城管来了之后，有一个人能够逃跑，也就会有另一个人前来搭救，这是谍战片上常有的镜头，也是像他们这样的菜农、家禽养殖户常做的事情。
卖鸡蛋，不仅能够和形形色色的人讨价还价，还能与这些男女老少闲聊。从小商贩身上，特别是他们大呼小叫、吵吵闹闹的吆喝买卖声中，邵兴旺能看到生活百味，能发现人生百态，至少让他觉得，卖鸡蛋这差事，并不显得枯燥，甚至比起在学校里给孩子们上课，还显得有意思。至少，再也不用一坐一两个小时，参加各种各样无聊透顶的会议。在这里，心是自由的，身体也是自由的，唯一的不足是缺少安全感，常会担心被围上来的顾客挤碎了鸡蛋，担心被城管追撵，逮住了罚款。世上没有一种职业是完美的，没有一种职业是绝对安全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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